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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代漆器制作由工师管理生产，在漆器上戳记产地、工匠等烙印铭文。由此形成了秦代漆器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普遍都有文字和符号。西汉出现了大型器物，漆器多刻铭文，详列官员及工匠名。
唐朝时期，漆器达到了空前水平，工艺超越前代，镂刻錾凿，精妙绝伦，与漆工艺相结合，成为代表唐代风格的工艺品。剔红漆器在唐代也已出现。
扬州漆器的历史
制作工艺自战国时期铁工具应用于制作漆器之后，漆器工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。湖北省出土的大量楚秦汉漆器，从胎骨和制作工艺的发展变化分析，都说明这一时期的漆器工艺有较大的发展。（一） 胎骨目前湖北春秋时期楚墓出土的漆器，胎骨只有厚木胎一种。战国时期楚墓发现的漆器，胎骨仍以木胎为主，但根据时代早晚不同胎骨也有一些变化：早期的厚木胎较多，还有少量的皮胎、铜胎和竹胎；中期厚木胎略有减少，而薄木胎和竹胎增多，并有陶胎、铜胎、夹纻胎、皮胎和骨角胎等，望山1号墓的漆削鞘是已见到的第一件夹纻胎漆器；晚期仍以厚木胎为主，但胎壁较春秋时期的薄，薄木胎与夹纻胎的数量又略有增多。根据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手工业专着《考工记》记载，战国时期对于各种器物的制作非常考究其用料比例及选材，这里以漆兵器为例略作说明。《考工记》记有弓人为弓，取六材，必以其时，六材既聚，巧者和之。干也者，以为远也；角也者，以为疾也；筋也者，以为固也；漆也者，以为受霜露也。注云：取干以冬，取角以秋，丝漆以夏，筋胶未闻。并对弓之长短也作了明确的规定。在《庐人为庐器》中，关于戈、矛、殳、戟的 积竹柲等的制作，也有详细的记载。在《矢人为矢》中，对矢杆的制作，也有严格的规定。所以，大批漆器才能深埋于地下2000多年至今不朽，望山1号墓的两件木剑和2号墓的四件漆瑟弦柱等才能自然脱水后仍不变形。秦代小型墓出土的漆器，胎骨也是以木胎为主，并有少量的铜胎和竹胎等。其中木胎又有厚薄之分，厚木胎相对地减少，薄木胎和竹胎相应地增多了。在一些铜容器的内外，也涂有红漆或黑漆。当然，这个时期漆器的选材与用料，也是相当考究的。西汉时期漆器的胎骨与选材等方面，基本上与战国、秦代的情况相同，但也有一些变化，厚木胎明显地减少，薄木胎显着地增加。夹纻胎在一些中型墓出土的漆器中，占有较大的比例。在江陵、云梦、枝江、光化等地西汉墓出土的有些陶器，里表均涂漆，这种陶胎漆器数量的增多，反映了当时漆器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范围更加广泛。（二）制法春秋时期的楚国漆器，厚木胎的制作工艺，因器皿造型的不同，而采用研制与挖制等相应的制作方法。其中有些为整木制作，有些是分别制作构件再以榫卯相接合。木胎制作后，先涂漆，再彩绘各种花纹图案。战国时期的楚国漆器，随着品种和数量的剧增，制作工艺也有较大的发展，已能根据质料与器形之不同而采取相应的制作方法。竹胎漆器中的彩漆竹笥、扇、席等，系编织而成；竹弓等是以斫制为主制成的；竹筒等则是以锯制为主制作的。木胎的制法主要有斫制、挖制和雕刻三种，一般是以某种制法为主，辅以其它方法而制成的。例如几、弓、戈矛杆和剑鞘等，以斫制为主；耳杯、剑椟、酒具盒、扁圆盒等，以挖制方法为主；卧鹿、虎座飞乌、虎座鸟架鼓的鼓座等，则以雕刻方法为主。还有些漆器是分别制作构件，然后用榫卯接合（如豆、案、几等），或者粘合而成（如模、剑鞘等）。木胎制作后，先涂漆，然后用彩漆或其它颜料描绘各种优美的花纹图案。战国早中期的楚国漆器，有的与金工结合，即在木胎上配以铜环、足和铺首等构件，然后涂漆与描绘花纹；晚期的漆器，出现了铜扣器的新工艺。值得特别提出的是，曾侯乙墓外棺系铜框架里嵌厚木板构成，是我国迄今所见年代最早、结构最复杂、器形最大、体量最重，并与金工结合的一件特大型漆器。秦代漆器基本上继承了战国时期楚国漆器的制作方法，即木胎以斫制、挖制和雕刻等方法为主，竹胎采用锯制与编织等制法，战国晚期出现的铜扣器新工艺得到进一步推广。当然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秦代漆器的制作工艺也有进一步发展。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：一是木胎的制作出现了卷制的新工艺，例如漆樽、卮、圆奁和椭圆奁等，器壁与盖壁都是用薄木胎卷制，再与厚木胎的器底与盖相粘合而成；二是扣器不仅广泛使用青铜制作的箍、环、铺首衔环和蹄足等构件，而且还出现银箍构件。在内容丰富的睡虎地秦简中，还有关于漆园生产、天然漆原料运输和管理，以及各类器物生产标准化等方面的严格制度的记载，这些制度的出现，是促进秦代漆器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在这些木胎漆器上，有许多针刻与漆书的文字和符号，这是木胎制成涂漆以后才刻划与书写的（21）。其中作坊的标志有路里、 宦里、宦里口、钱里大女子、赵里口、安里皇、女里等；物勒工名的标志有文、介、但、忠、李、中、士五咸、士五军、士五皆、小男子左、小女子、大女子妴等。还有许多烙印的文字和符号，也是木胎制成后烙上的戳记，其中不少漆器上有 告（即造）、包、素、上等烙印文字，应是素工、包工、上工和造工等工匠在制作漆器时所烙上的戳记，它反映了秦代漆器制作有着多道工序，并且存在着物勒工名的产品责任制。在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漆器上，有100多处烙印了咸市、咸亭、许市、市和亭等文字，它是秦都咸阳和河南许昌等地市亭所生产的漆器产品的标志。在千里之外的湖北云梦发现这些地方的漆器产品，说明当时漆器生产的商品性质是很强的。西汉漆器，在继承秦代漆器的制作方法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。其工艺的新发展，主要有三点：一是战国时期和秦代的木胎漆器上所采用的雕刻方法，至西汉时期已极罕见，而凡是圆形或圆筒状的漆器，一般采用旋制的新工艺，它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，而且使产品更加规整美观；二是西汉初期扣器的器类与数量都较战国与秦代增多了，而且至汉武帝时期还出现了镶嵌精巧的银片纹样作为漆器上的装饰，这是唐代平脱工艺的前身；三是漆器上的装饰纹样，出现了针刺纹（锥画）、填充金粉的戗金技法和暗纹的新工艺。上面的素、包、上、造，及饱、草等烙印文字，也是素工、包工、上工和造工在制作时所烙上的戳印，反映了西汉前期漆器的制作也有多道工序与物勒工名的产品责任制。在一些漆器上还发现了成市、郑亭、市府、中乡、北市等烙印文字，这是四川成都与河南新郑等地市府生产的漆器产品的标志。还有许多针刻文字与符号，其中作坊的标志有宦里大女子、千金里、口里口、门里等；物勒工名的标志有章、东、朱、李、杜、任等。
扬州漆器起源于战国，兴旺于秦汉，鼎盛于明清，发展于当代,已有两千四百多年的历史。扬州是中国木胎漆器的发源地，也是全国漆器的重点产区。2006年，扬州漆器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遗产保护名录。
据史书记载，扬州漆器在战国时期就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和较高的制作工艺水平。国家博物馆收藏了大量战国时期扬州的漆器。1967年，扬州邗江西湖乡战国墓葬中出土的漆器圆盘（现陈列于扬州博物馆），直径40公分，以木制卷胚作内胎，髹朱红漆，用黑漆彩绘云水飞禽纹样，色彩鲜艳，画面清晰，很能体现当时较高的制作工艺水平。
汉代扬州漆器的代表作：三足奁和七子盒 汉代漆器生产不仅规模大、品种多，而且技艺精湛、水平高超。 唐代扬州漆器是贡品和出口的抢手货 唐代扬州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发达城市和重要对外港埠，为东南沿海的都会，常住外国人就达数千。经济繁荣，巧匠云集，手工业相当发达，彩绘、剔红（雕漆）、夹紵脱胎和金银脱等漆器制作愈益精细，螺钿镶嵌工艺亦具有很高水平。漆器被列为扬州二十四种贡品之一。唐天宝十二年（753），扬州大明寺主持鉴真东渡日本，携带物品中有漆盒、漆盘等漆器几十件。1980年回国巡展的鉴真大师宝像，就是唐代漆器工艺中的夹紵胎塑像，供奉在日本奈良唐招提寺。该像高84厘米，因以真人为模型制作，所以造型与真人非常相似，线条也非常简练。在日本唐招提寺中，还供奉着一尊卢舍那佛坐像，高一丈二尺四寸，用竹胎夹紵髹漆而成。在卢舍那佛像右首的“药师如来立像”和左首的“千手观音菩萨像”，采 用木胎漆制作而成。这三尊漆制佛像被日本奉为国宝。扬州漆器技艺对日本、韩国、朝鲜等东方国家的髹漆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唐代，镶嵌工艺十分流行。白居易的《素瓶谣》诗中写道“尔不见当今甲第与王宫，织成布障银屏风，缀珠陷钿贴云母，五金七宝镶玲珑。”唐人传奇名篇《霍小玉传》中，亦有“斑犀钿花盒子，方圆一寸余”的描写，可见屏风的华丽和犀牛角镶嵌盒子的小巧精致。从诗词和传奇中可以看出，唐代镶嵌工艺的高超与精美。 多彩的宋元漆器新产品 宋元两代，扬州漆器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。雕漆工艺水平有所提高，由最初的剔红发展为剔黄、剔绿、剔彩等多种手法。张应文《德秘藏》论雕刻条评：“宋人雕红漆器，宫中所用者多以金银为胎，妙在刀法圆熟，藏峰不露，用朱及鲜，漆极坚厚而无敲裂，所刻山水楼阁人物，皆俨若图画为佳绝耳。”故宫博物院藏有“张成”款剔红观瀑图圆盒、剔红花卉圆盘和“杨茂”款剔红山水八方盘、剔红花卉渣斗。宋代扬州的髹漆雕刻艺术有代表性的记载为漆制弓臂。
据《江都县志》记载：“宋开宝乙亥至宣和辛丑，先后一百四十七年，贮弓挺直，宛然如新，而胶漆不脱，可谓异矣，此良弓也。”元代出现了“软螺钿”这一新的工艺品种，选用的螺钿片逐渐向薄而透明的方向发展，如黄大成《髹饰录》中有所谓“壳片古者厚而今者渐薄也”。软螺钿的出现，使得漆器的品种更加丰富多彩。1966年在北京元代遗址中发现一件直径约37公分软螺钿漆盘（扬州制），盘心用螺片嵌成一幅以广寒宫为背景的嫦娥奔月图，漆盘虽已残破，但林木蓊郁，楼阁重叠，色彩绚丽，极为精美。扬州软螺钿工艺的出现，代表着镶嵌技艺的极大提高，同时也为明代精湛的点螺漆器的产生打下了基础。 集大成的明清漆器 明清两代，扬州漆器发展到鼎盛时期，成为全国漆器的制作中心，漆器作坊林立，品种繁多，规模庞大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全市漆器作坊近四十家。用漆器命名的街巷即有“漆货巷”、“罗甸（螺钿）巷”、“大描金巷”、“小描金巷”等十余条。从原料销售、生产制作到整套经营，形成一条以漆器为产业的街坊。两淮盐政还设有专门的漆作，大量承制宫廷各种器皿、家具和建筑装修工程。
明代扬州著名的漆器工艺品种有：剔红（雕漆）、百宝镶嵌、螺钿镶嵌等。八宝灰、波罗漆、刻漆、堆漆、戗金等工艺技法亦有所兴起。自宋宣和后失传的漆砂砚则得到了恢复，品种堪称丰富多彩。
明代，雕漆工艺可以云纹雕漆高足杯为代表。此杯采用夹紵胎，杯内为铜壁，外部雕刻云纹,刀法简洁、线条精细、色彩鲜艳，造型文饰令人爱不释手。另一樽雕漆花枝纹三足炉，也是明代雕漆产品中富有代表性的作品。清扬州小玲珑山馆的主人马曰琯和其弟马曰璐，曾在筵席上对明代嘉靖年间一雕漆盘吟诗赞赏，据记载此盘形如荷花，内雕盘龙和水禽图案，制作极为精美，宛如神品。盘底刻有“明嘉靖年制”贴金字。明代扬州雕漆产品制作水平之高可以概见。
点螺漆器亦于此时乘势兴起。万历年间扬州著名漆艺大师江千里（字秋水），以制作点螺漆器著称于世。江千里毕生辛劳，留下数千件漆器作品（包括平磨螺钿和点螺），现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苏州等地博物馆均珍藏着他的许多作品。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的国家一级文物点螺漆器就有很多件。其中一件明“江千里”款识的“嵌螺钿金银片长方盒”，盒盖、盒底立墙，上下通景，四面各饰一龙，两横面的龙腾空而起，两纵面的龙正兴风作浪，波涛中还有几尾鲤鱼，若隐若现。龙的须发、海水、卷云等处的细线，均用薄螺片镶嵌，龙眼、龙鳞镶嵌全绿，海水、浪花则填以银丝。 起于明而盛于清的扬州骨石镶嵌和百宝镶嵌漆器，为明末扬州著名漆艺大师周翥所创。《春草堂集》中说“（扬州）又有周翥，以漆制屏柜，几案、纯用八（百）宝镶嵌、人物、花鸟颇有精致”。清人钱咏《履园丛话》一书记载：“周制之法，惟扬州有之。明末有周姓始创此法，故名周制”。 清代扬州漆器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，漆艺装饰较明代呈现更为丰富的面貌，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漆艺名师，如卢映之、王国琛、卢葵生、夏漆工等人，为扬州漆器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。卢映之、王国琛等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，将雕漆和百宝镶嵌工艺相结合，创制了“雕漆嵌玉”这一扬州独有的地方工艺品种，也是漆器制作工艺中比较高档的工艺品种。
漆器是扬州两淮盐政的重要贡品。以清宫档案乾隆十五年（1750年），三十六年（1771年）、五十四年（1789年）两淮盐政进单所记为例，扬州向清皇朝所贡漆器，就有紫檀周制、螺钿镶嵌、雕漆、彩漆、填漆、洋漆、彩勾金等各种工艺漆器。品种器物大至御案、宝座、床榻、柜桌、香几、屏风，小至各种箱、扇、盒、碗、碟、器皿，应有尽有。其内胎材料有紫檀、梨木、红木、黄杨等名贵木材。
鸦片战争以后，扬州漆器业渐趋萧条，点螺、漆砂砚、檀梨螺钿硬嵌等名贵漆器相继失传。同治至光绪年间，漆器生产稍有回升。主要漆器产品有雕漆、螺钿、周制、刻漆、勾刀等。小件有柬盒、花盆、插牌、文房用具等。浅刻盛行一时，品种有帽筒、笔筒、砚盒等。深刻挂屏常以扬州八怪书画为题材，洒螺钿屑铺地或用水色晕染，薰烟做旧，产品基本内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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